清晨。父親來叩門。

起床。房裏的空氣有點冷。推開臥室的門，祖母坐在客廳裏。她的皺紋又深了一些，眼睛微紅。到了一定年紀，皺紋好像不再生長，而是在你身上每一寸皮膚上刻下更深的痕跡。我向她問好，她說，「我兒」——她一直這樣稱呼我——「回了家叫外公外婆也來，看看家，看看你的家。」說罷，她咯咯的笑一下。我回答說好，雖然心裏不認為這裡是我的家，也明知這樣的日子不知道猴年馬月才能到來。

沙發上放著一張狼皮，墻上掛著父親從老街上淘來的攝影作品。幾年前，家裏人失了田地，搬進了小高層。農人沒了田，就好像魚沒了水。為了生存，家裏到處有點泥土的感覺。我從未參與過關於這間房子的一切事情，裏面住的是我一年才能見五天的人，但這裏卻被他們稱為我的「家」。

父親在一邊打理行李。他從陽臺上搬出幾袋大米。每年我們都把從南京路上買來的進口零食拿來，換家鄉的大米。平日裏母親要是煮了家鄉的大米，父親一定會說香。這大概是留在血液裏的味道。我在上海長大的舌頭則嘗不出其中的差別。

祖母在廚房準備我們路上吃的雞蛋。來的路上，我們吃的是面包房裏買來的吐司和檸檬茶。回去的時候有雞蛋和白開水。母親在煮水，為了下早上的面條。祖母走到低矮的小木桌旁，彎下腰把桌上平攤的大圓面皮卷在搟面杖上。那小木桌是早有的東西，和那些菜刀搟面杖一樣是從老磚房裏帶來的。這些東西用了不少年歲，連最細小的縫隙裏都是白白的面粉。祖母用菜刀在面皮上劃上一道，面皮就變成了幾片長條。「我兒，」她說，「你不必做這些，你們那裏不興這個。要是真要吃，也可以買。」她開始用刀切出面條。「寬一些的好吃，我給你切寬一些。」每年臨走前，祖母都會早起為我們煮一碗面條，裏面碎切著西紅柿，大蔥等一些配料，但放很少的鹽。媽媽在廚房說，「昨天吃了大席，太油太鹹啦，今天早上要吃清淡的。」

昨天下午，一家都到親戚家吃大席。祖父妹妹的孫子要娶媳婦，請了廚子在自家擺起爐竈。鄉下的冬天一般都一樣，帶著冰冷的暖色調——磚是暗紅的，草是枯黃的。天是灰白的，水是青黑的。男人們聚在一起抽煙，聊著天；女人們帶著孩子在一邊談八卦。我沿著踏出來的土路向村頭走去。路邊別家的孩子和大人在休息，笑聲和方言一起傳來。我從路中間走過去，瞬時的安靜尖聲提醒著我是一個外鄉人。村頭是堆著垃圾的臭水溝，遠處的枯樹像巨人一樣凝視著這裏。不一會兒，請來的江湖藝人響亮的吹起了喇叭，敲起了鑼鼓。尖利的聲音刺痛耳膜，趕著我躲進了新房。廚子搭起桌子，擺開凳子。照例，女人一桌，男人一桌。若是沒有這樣的規矩，我也不願和男人們一桌：那裏是政治和煙酒的集散地。不必多等，廚子端著菜來了。放眼望去，一盤盤鮮紅的菜肴和著油水放在木桌上。一一嘗過去，滿嘴是油膩的肉和花椒。我在生養在南方，現在已經是標準的南方胃了。我要留著肚子回去吃姐姐買的爆米花和糖炒栗子。到了晚上，來客一撥一撥的坐下吃飯，屋裏早是煙霧繚繞。我走到外面透氣。父母正在外邊和一位身穿皮草——我認不得那是什麽皮——濃妝艷抹的女士寒暄。她播著一首歌，用了不起的眼神和嗓子向在場的各位描述錄音那天她狀態是多麽的糟糕。旁邊的男人抽起煙來，我快速走了。於是，大席就這樣被我「浪費」了。

但是這碗面條我也吃不下。每年都吃不下的。回房做最後的準備，馬上就要上車了。

不少親戚都來送行，每年都這樣。你若問我是否喜歡這裏，我要是誠實則會告訴你不喜歡。但是比起喜歡與否，我覺得回到故鄉是一種習慣了的麻木，是父親無奈的執著。這裏讓我討厭的東西太多了。渾身是酒味的男人，到處亂跑沒有教養的小孩，好像擦不完的灰塵，半夜還在放的鞭炮，用香盤掩蓋腥味的廁所，有稻草味的飯菜，熱不了的暖氣，湊不齊的碗筷，油膩的竈臺，自以為是的半碗水親戚，不明所以的迷信，討人厭的嚼舌根，思想。我時常在想，那麽多的儒家遺風，他們為什麽專挑了最落後的保留下來？這裏也有我喜歡的東西。餃子，兄妹，姊妹。這些五個手指頭都可以數的過來，可是我每年都要回來，因為父親固執的堅持而回來。每當別人問起父親從哪來時，父親總是答上海。這個小鄉村好像是光芒萬丈大上海背後，一道小小的痕跡。但是想要忘記是一件很困難的事，血液拉扯著他的衣角，穿過千山萬水將他拽回這裏。這是融於他靈魂的一個標記，「不在意」的背後是無法忘卻的氛圍與記憶。在上海和農村的夾縫中，他已經忘記了該如何自處。

道完別，我坐上車。叔叔說要放炮仗。我和母親都說不用了，他仍然不願放棄。一陣劈裏啪啦的響聲後，我們的車在煙霧裏啟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