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閻連科，是喜歡他講真話。在我們這個年代，講真話和聽真話都太難了。周遭的一切都在掐著你的脖子，捏著你的喉嚨，大到法規道德，小到鄰裏關系，都像一把龍頭鎖，把你的嘴牢牢鎖住。即使你脫開一切，講了真話，也沒有人願意聽。人們愛聽曲折的感情糾葛，離奇的愛情故事，斷腸的奉獻與付出；但是生活中哪有這麽多這麽可愛的故事呢？左不過都像最後《速求共眠》的劇本，是夾雜錢與性的活著罷了。即使命運待李靜李撞李杜不同，最後三人都站在河邊，速求共眠。生活難道不像那本劇本一樣無聊且拙劣嗎？

但這就是過活。

真的，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麽覺得文學的無力和無趣。在這兒，絕不是說「文以載道」好，而是說，當小說無趣到人們在茶余飯後都想不起來它的存在時，那是真的沒有意義了。

我不是想說追求藝術性是錯誤的，我只想說在追求藝術性的路上不忘了真實的生活，也不要用任何藝術性的東西去掩瑕、美化她。生活是無常的連串，不是任何以上的，也不是任何以下的。

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樣感到寫作的無意義。

審美就像裸體外的紗羅，在馬虎的眼裏美成一首詩，而當你定睛細看之後，就只有醜陋而已。

沒有意義卻還要寫作，正如人活著不能不吃飯；而寫作，從本質上說，是作家要餵食自己的內心，而不是餵食讀者的需要。

若不寫作，人就真的死了。

然而寫作，也無非是證明你還活著罷了。

活著就是活著。在活著的今天，談論寫作的神聖是多麽虛偽與奢侈。

有的人說，我要寫一本死後能做枕頭的書，那是真心和真話；而我要說了，那就是一個笑話了。

經常懷疑，我一生的寫作，就是一場笑話吧。

若不是到了這個年齡，熱了吹風，冷了烤火，或蹲在暖氣片的邊上抄著袖子發呆，久而久之會覺得無聊、無聊再無聊，我就真的不再寫作了。

到了這個年齡，才知道寫作在我是選錯了職業。明白了，但已經沒有再選擇的機會了。剩下的，就是握著筆桿年邁、衰老和等死吧。而在還沒有衰老前，就是吃飯、走路和讓筆桿隨身而動著。

見過兩次史鐵生。第一次是在他家，他笑著對我說：「連科，我以為世界文學的高峰已經過去了。二十世紀的文學就是從拋物線的頂點向下滑。」

第二次是在別人家，我擡他的輪椅上臺階，上去後他拉起我的手，很重很重地握了握：「少寫點！」他是笑著說的這個話，可在那笑裏，有著很濃的對文學的揶揄和真誠。

對文學，還有什麽比他說的「少寫點！」更有悟覺和意味深長呢？

……

開頭說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感到寫作無意義，我不是說中國文學無意義，而是說越來越感到我自己的寫作無意義。

這個最初的無意義和越來越覺得的無意義，是從前年寫作《日熄》開始的。

真的，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麽覺得文學的無力和無趣。在這兒，絕不是說「文以載道」好，而是說，當小說無趣到人們在茶余飯後都想不起來它的存在時，那是真的沒有意義了。

想一想，今天的現實富得像是一個礦，而小說的內容卻窮得只有幾粒鵝卵石。

想一想，我們處在一個盛產故事的時代裏，可我們的故事卻只能在離開今天後的回憶中。

想一想，我們正處在現實的巨大漩渦內，可幾乎每一個作家都只能站在岸上眼巴巴地望，還生怕渾水濕了自己的腳。

……

年齡、生命、感受力和支撐力，創造力的衰退和最後一根稻草的脫手，都在警告著一代作家——或者僅僅是我自己——寫作的落幕和下臺。

真的甘心就此打住嗎？

重新啟程的事，又哪有那麽容易哦。

魯迅說，孩子一出生，就一天天靠近著死。這麽說，一個作家一落筆，他就開始一個字一個字、一部作品一部作品地走向寫作的謝幕和下臺了。

日子總是離藝術太遠了。無論怎樣努力地去夠、去看，最後只能發現自己醜惡的欲望和品格，以及一顆妄圖用藝術掩蓋茍且的心。我的生活不過是一顆安眠藥，和普天眾民速求共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