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看了李翊雲的《兩個兒子的生與死》。大部分的人都責怪她的文字裡沒有悲傷與憤怒，作為母親完全失職。我個人認為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大約是有的時候她連自己的問題都沒有辦法解決，更勿論兒子們的問題。

我們中的一些人，或因為生活，或天資聰穎，不得不在生命剛開始的時候被迫思考。這些人也因此不幸地被命運詛咒——在生活還未真正開始前過早地開始思考生活的意義。這種不成熟的思考是非常有害的，因為它很容易走向一個可怕的存在主義問題。大約在與詹姆斯和文森特自殺時差不多的年紀，我也被迫思考，我也被迫抑鬱。我很少分享內心掙扎的想法。當自我想要回答命運的問題時，自我必然解構他人，社會，甚至世界。當一切被解構後，自我無處可去了——她只能解構自己，而自我無法被自我解構；或者去死。當我不夠了解傷害我的東西時，我還可以恨他；但當我強大到可以分析他時，我赫然意識到，這也不過如此。於是恨也無處可去了，我只能恨我自己。人是受不了這樣的折磨的。這是無意義的。

李翊雲在文末寫到詹姆斯去世前幾週在讀《西西弗神話》：「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判斷生活是否值得過，無異於回答哲學的根本問題。」要面對生活的虛無，一個聰明的人必須擁有勇氣。智慧與善良隨處可見，而勇氣是少有的品格（我甚至覺得她是與生俱來的，有則有，無則無）。同樣的，存在主義的問題就是意識的一個彎，如果能轉過去就轉過去了，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如果不能轉過去就永遠轉不過去了。這或許就是佛學所說「一念之間」。

回想那些日子，都像是上輩子的事了。通常「無意義」的盡頭就是黑洞洞的死亡，但這只是直線視野的結果。如果你轉彎，另一條路的盡頭是接受，而這需要勇氣。所以，我也理解李翊雲。能否轉彎是寫在一個人的命裡的，母親已經做了她該做的了。如果一個人悄然去死，其實也回答了卡繆的詰問。問題不在乎答案，而是知道答案後還要怎麼活下去。